官僚政治是我国古代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，但由于官员个人品质上的参差不齐，贪污腐败也成为长久困扰各王朝统治者的严重治理问题。
论及我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反贪斗士”，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。其反贪力度之强，刑罚严峻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然而，其所采用的残酷刑罚，却并未能解决明初的贪腐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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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贪如何除净？困扰整个明王朝的难题，反而在一百年后，由清朝的统治者雍正帝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。
一、 除恶务尽，严刑苛责的明初反贪
明初立法，规定凡官员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，立即处斩。即便在百废待兴的明洪武初期，六十两也并非巨额赃款，仅是朝廷二品官员一年的薪俸。
后来，朱元璋更是修改法律，称凡贪污者，只要接到举报，全部处死。除了法律规定，明太祖还专门为贪污官员设立骇人听闻的刑罚。
明初所有酷刑几乎全部用在贪污官员身上，剥皮抽筋，铁刷凌迟，凡涉贪者，比谋逆叛国还要严重，均处极刑。
当时的地方衙门中堂，还设置特殊的“土地祠”，地方官员贪腐被抓，则剥皮示众，悬挂于祠堂，以儆效尤。
相传，明初宗室亲戚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包庇恶霸，涉嫌贪污，最终竟被活活鞭死于朝堂之上。
明初著名的“空印案”与“郭桓案”被列为洪武四大案中的前二，为治贪官，朝廷伏尸数万，流血千里。仅空印案一案中，全国一千多个县的所有主印官员被杀，案件牵连总人次达到几千人。
郭桓案牵连更是高达三万余人次，据说杀戮人数之多，导致朝廷上下较为富庶的官员之家全部家破人亡。
一时之间，人心惶惶在职的官员早晨都要与妻子告别，交代土地财产，甚至购置棺材，然后才敢登堂办事。
最终还是在马皇后的极力劝阻下，朱元璋才收敛了自己的杀戮行为。
二、 阻不如疏？耗羡归公与“养廉银”
尽管制定了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反腐法律，明朝贪污问题还是未见收敛。贪官越杀越多，犯罪行为不见收敛，酷刑甚至带来了严重的人员缺口。
洪武四年，通过科举录取的候补官员共三百六十四人，一年后，六人因贪污问题被判处死刑，还有三百五十八人亦因作风问题被处戴死罪，流徒罪。
所谓戴死罪，便是因为人员不足，而让犯罪的官员戴罪办案，案件结束后再行发配处死，出现了“堂上戴枷审堂下”的尴尬场面。
也就是说，在朱元璋的严刑约束下，贪官不减反增，在洪武四年这一年内，三百六十四名新官，竟然无一清白之身。
新帝登基，贪污盛行，朝廷难治……在朱元璋之后，此等难题在明王朝历代君王之间循环转递，但从未得到真正合理化的解决。
直到清雍正年间，为肃贪腐，实施改革，才真正以相对积极的手段处理了贪污问题。
汲取前人经验，雍正帝深刻意识到，治官如治水，比起严刑恐吓，不如开流疏通，用更加温和有效，直指根本的策略。
他所采用的肃贪手段，主要包含两大部分：
其一，是所谓的“耗羡归公”。
与科技发达的现代不同，古代税收，依靠的是官府收取粮食，粮食转为银钱，银钱再铸官银。由于收取实物，在运输铸造过程中就难免会有“损耗”，这些所谓损耗产生的差额，就给了官员们可乘之机。
例如，有的地方官在收取赋税时，会采用一种叫做“淋尖踢斛”的手段，即通过用力踢击装粮食的容器，洒落粮米，将掉下的部分归为损耗来从中获取“好处”。
官府在收取银钱赋税时，也会多收一些，称为“火耗”，即纹银铸造过程中会有一定亏损，因此要老百姓多交赋税，为官府的火耗买单。
雍正帝上台之后，第一时间解决的便是火耗问题。雍正帝提出“火耗归公”，将所谓的附加税额当做正式收入，专设机构统计，派税收专员督察，对每个地方每年的火耗进行统计。
然而，在当时，官员出现“火耗”、“淋尖踢斛”等行为，主要是由于朝廷开给的工资太低。
清初承明旧制，官至极品俸银不过180两、禄米180斛，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。州县官员要养官府师爷，还要购置出入车马，其工资难以承担日常开销。
因此，其二便是随之出台的与“火耗归公”制度绑定的“养廉银”制度。这些被充入公库的银钱在国家统一管理下用于官员表彰，发给那些清廉优秀的文官。
官员待遇提高，贪污途径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管理，清初贪腐，得以遏制。
三、 反贪除根，明清反贪的成败对比
明初反腐何以使用此等酷刑？若要解答这个问题，需从个人情感与现实需求两方面原因入手。
其一，是朱元璋政策中的强烈个人感情色彩。
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户之家，自幼时起，全家便饱受元王朝贪官污吏的坑害。
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，元至正四年（1344），黄河决堤，河流沿岸数十万百姓沦为难民，又逢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，元王朝的官员腐败问题，导致大量难民饿死，朱元璋的家人便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罹难。
短短半月之内，所有至亲血脉死于饥饿，让朱元璋自幼年起便极为痛恨官员腐败行为，儿时经历带来的怨愤，在朱元璋登基之后化为了明初严刑反贪的情感基石。
而导致明初严刑反贪的根本原因，是当时明王朝初立，百废待兴，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。
在元朝渲染之下，官场贪腐已成习性，而经过二十余年的混战，此时的民间已是饿殍遍野，田地荒芜。
恢复生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而控制贪腐，保障民生，无疑是促进农业稳定的一大重要举措。急迫的现实需求与太祖本人的情感因素，导致了明初反贪的两大败笔：手段急躁，待遇过低。
而出身皇家的雍正帝，在体谅民间疾苦的同时，比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更懂驾驭之术，也更有深刻的眼界，很好地抓住了“官员贪腐无关人性善恶，而是由于收入不足”这一关键点。
解决了根源，贪腐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结语
惩治腐败涉及面广，不可一蹴而就。
以史鉴今，当今反腐工作，应该建立反腐长效机制，完善人才选拔制度，健全监督，在加大对贪腐的惩治力度同时，重视教育，多方面统一，最终实现反腐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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